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日子
　　这是风雨飘摇的1969年。“文革”已进行了三年多。
　　10月17日，森严的“林办”，林彪乘毛泽东外出之机，签署下了所谓的“一号命令”：借中苏边境局势紧张为名，全军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将把一批
　　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王震等在三天内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等六个林彪死党控制的省份，阴谋进行各种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以达到排除异已、篡党夺权的目的。
　　当周恩来知道了林彪的“一号命令”后，异常气愤，他深知“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他一方面巧妙地将“一号命令”的真实用意告知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一方面，冒着风险，以合法的身份，开始紧张地给各地打电话，提醒他们要保护这一批老干部。
　　而当“一号命令”下达到中南海邓小平家中时，家中只有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五个子女，下放的下放到边远山区，被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尚在医院。仓促中被撵出北京，真是风箫箫兮秋水寒，此去京城兮何日还！但，这一切并没引起他的惊恐。在历史中的某一特定时刻，一位能指挥百万雄师的统帅，可能不如一个狱卒更能掌握自己，已是屡见不鲜的了，他坦然一笑处之。此时，邓小平只对前来家中话别的中办主任汪东兴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当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不安的心情得到了减轻，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江西，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通过汪东兴，保留住了一条与毛泽东联系的渠道。
　　一个历史性的使命，就这样赋予了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这个小厂！曾经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深知安全的重要，他亲自对厂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罗朋布置任务：确保邓小平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三十岁出头的宣传干事，普通军人黄文华，一夜间被选中作为邓小平的管理秘书，实质干的是“明保暗监”任务，从此，他将被迫担任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10月22日清晨，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凄凉地离别中南海。三天后，邓小平住进了步校“将军楼”，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开始了他近三年的监禁劳动生涯。这三年，是他思考的三年，为着未来顽强锻炼的三年，对革命信念更坚定的三年，也是他与世隔离饱尝孤独的三年，对人民了解越深爱之更深的三年。
　　住进将军楼，他们开始了衣食住的忙碌。
　　四五天后，邓小平、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下，由“将军楼”走出，来到了二里外的拖拉机修配厂。罗朋在向他们介绍着厂里的情况时，巧妙地传达出了厂里没有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份的工人的信息。在这个年代，能有这么个小小的世外天地，令邓小平、卓琳大感意外，同时也放下了悬着的心。在修理车间，工人师傅们纷纷围了上来，那温暖信任的目光，融化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这对沙漠中的伴侣，仿佛走进了生命的绿洲。
　　为着安排邓小平劳动，车间主任陶端晋犯了难，开始安排他清洗零件，而卓琳则和程红杏、卢风秀等女工在电工班修理马达上的电线，也就是拆绕线圈。但约莫半个钟头，邓小平感到双腿麻木，蹲久了直不起身来，陶端晋深感内疚：我怎么没想到老人家不宜久蹲？于是，先是让小平干划线的技术活，后考虑到他的眼睛看图纸吃力，又商量让他干起了钳工，锉镙丝和锉拖拉机斗的挂钩。
　　于是，一架工作台安排在了车间的一角，既安静，干扰少，又便于安全保卫。面对着熟悉的工作台，邓小平心中一热：老伙计，又见面了，隔了四十多年啦！一个久违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在他16岁那年，从重庆的一所专科学校随92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雷诺汽车厂里，他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啊，没料到几十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
　　回到劳动中，置身于人民中，邓小平感到一种自我的回归。
　　每天上班的路，都要绕一个大弯，而且又是走在公路上，势必招引注意，不太安全，质朴的工人们为邓小平夫妇修了一条僻静又相对较近的小道。此后，邓小平、卓琳每天就行走在这条小道上，坚实的脚步踏平了这条小道，工人们妮称它为“邓小平小道”。小道后又被整平修复过，人民不希望这不幸的老人在这段路途中再有什么坎坷、不幸降临……
　　原本与小女儿毛毛有过约定的，十二月毛毛回北京见父母，但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号命令”，举家南迁，北京会面显然难成了。为了孩子回到身边，又开始了再申请、再联系。当毛毛背着乡亲们连夜为她煎的大饼、蒸的米糕，七天七夜赶到江西，走进将军楼的那一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父母们亲了起来，脸颊紧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此刻，望着又哭又笑的母女俩，邓小平的眼角潮湿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情真处。父母的心，紧系着四散各处的儿女们，欢乐的小聚，有了笑声，更有着难言的苦涩、心酸……
　　1969年悄然过去了，1970年静静走来。南方的冬天真冷，不似北方却也不亚于北方。那冷，是一种阴湿，是透骨寒心、无以缓解的冷。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他还劝家人也试试。1月初，飞飞回来了。他是一路爬车回来的。
　　吃着姐姐送上来的苹果， 两个孩子，你一句我一句，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听着孩子们议论着的局势，邓小平沉默了，但是，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这种时候，他能说什么呢？只能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深深的忧虑。
　　不久，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一月他们收到的工资共只有一百二十元，卓琳请黄文华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按“文革”以来处理的政治问题的贯例，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动向呢？
　　邓小平警觉了，2月9日，他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权作试探。
　　此信送走，虽没有得到答复，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政治变化。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状况，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节约开支。同时着眼于“开源”。在飞飞的协同下，开荒种菜，饲养小鸡……节省到连碗馊了的菜汤也舍不得倒掉，这使亲眼目睹的程红杏心里发痛。
　　毛毛归来时